2013年，注定将在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不平凡之年，改革大幕将再次徐徐拉开。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崭新气象登场。习总书记上任伊始，重走南巡之路，宣示着重启改革的坚强决心，令全国人民憧憬。

　　展望2013，改革的制度性红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美丽中国”的落地生根，对投资界而言，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绚丽的中国发展图景，就是希望和机会。

　　在十八大报告中，有56次提及“改革”。在这场全球瞩目的盛会里，“改革”是个浓墨重彩却并不空泛的词。十八大为中国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5个领域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力。

　　在十八大报告中，改革被赋予的内涵包含政治、经济、环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按照规划，未来十年，中国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进入“十二五”之后，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已经出现明显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中轴也开始下移。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突破转型这一难关，对此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制度改革驱动产业转型政府活动将更尊重市场

　　推进全面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推进产业全面转型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受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土地供给潜力限制，预计城镇居民居住水平提高速率也将减慢，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投资潜力也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加强而减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由粗放、低水平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阶段性下降。要素成本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日益加大的压力。这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转型的客观必然性，而这一进程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予以保障。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表示，当前首要的经济任务是加快增长模式的转变，即从出口推动转型为内需推动，并促进消费增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表示，政府应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要过度干预市场、干预企业。

　　激发民间活力，更好地让市场配置资源是改革的核心之一，另一核心则是财税体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营改增最大功绩是产业链减税，打通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税收掣肘，使链条上的每个参与主体都获得好处，也将提高效率，降低价格。

　　经济领域改革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托。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已成为一大“短板”，政府需从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逐步变为一个有限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让市场、社会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有序化方面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重要领域改革前瞻：机构列出12项改革课题

　　瑞银证券认为，在一段时间的分散及渐进式改革之后，政府已经认识到实施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在一些领域实现显著突破的必要性。预计2013年将是统筹谋划、凝聚共识、制定“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的一年。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以财税等方面作为突破口，列出了未来3年12项具体的改革，几乎包含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部领域，如降税负、促进口、允许地方发债等。

　　增长目标为改革预留空间

　　据秦晓透露，博源的12项改革课题依次为：三年内电、油等一些矿产品的税率完全改革到位，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基本可兑换，大幅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和环保的支出，降低政府开支占消费的比重，营业税改增值税，开通环保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起点，简化进口税，第一期三年之内把20%到30%的国资股份划拨社保，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秦晓表示，目前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于财税和价格改革，其中价格主要是指要素价格，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财税是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资源价格改革可能在未来几年加速。天然气、水和电等大部分资源产品的价格仍然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些领域的改革将普遍改善发电、天然气以及炼油等企业的盈利前景。

　　截至今年11月，我国投资、工业增加值及消费等数据连续3个月保持企稳回升，然而在这一背景下，多数研究者却认为，中国决策层不会上移经济增长目标，反倒是持平甚至下调的可能性更大。乍一听来似乎有些奇怪，细细品味却颇有深意。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我国完成GDP增速7.5%的目标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还需要看到深层次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如结构问题和企业效益偏低等。他认为，经济增速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这样才能给改革预留空间，给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预留空间。

　　主动“降速”追求增长质量

　　朱海斌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经济可以适度容忍较低的增速，但对增长质量应该有较高的要求，要更加关注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是曾遭遇转型期降速阵痛的典型例子。1992年至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16年的两位数增长，但到2008年GDP增长率仅为9.7%，2009年和2011年更进一步放缓。但上海的减速颇具主动意味——包括纺织在内的一批国企和民营制造企业，开始向苏、皖、浙等周边省市转移——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投资，再加上转移一般制造业，可能导致GDP增速下降。但上海的决策层认为，这是上海必须走出的一步。

　　眼下，上海GDP贡献率多由服务业而来，增速虽然在全国落后，但活力十足，而这一主动的减速已经成为全国很多省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效仿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