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调整和补充，是渐进性的，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新时代，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大国崛起和竞争不可避免的前哨战。国际金融领域竞争的结果将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如果没有金融外交的配合，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同步推进，就很难顺利实现。

　　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结算占全球支付总额的2.17%，成为美元(44.64%)、欧元(28.3%)、英镑(7.92%)、日元(2.69%)之后的第五大支付货币。

　　2014年，人民币成为中国与亚太国家的主要支付货币，过去三年超过美元、日元，增长200%以上。2015年1至4月占结算支付的31%，同期美元只占12.3%。中国人民银行还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4万亿元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正沿着贸易结算、金融交易、货币储备的逻辑递进关系，由贸易结算走向金融交易货币。

　　中国金融前哨战第一仗可以追溯到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G20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决定由G20取代八国集团(G8)和G8+5(指5个发展中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并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2010年IMF董事会核准了调整份额的决定。然而，虽然G8+5已经消亡，但国际金融体系的“微调”却因美国国会的阻拦而至今未能如愿。发展中国家发现，国际金融领域的治理改革，只要涉及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竟然如此步履维艰。IMF和世界银行份额调整能否到位，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第一步能否迈出去，还需拭目以待。

　　国际金融领域的治理改革接下来还是围绕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展开。春来秋往，时间推移到了2014年，金砖国家五国首脑在巴西召开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开行)和应急储备安排。金开行估计2015年底在中国上海正式成立。金开行与应急储备安排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国际金融机构，也是金砖国家实质性合作的重要标志，更表明世界金融领域首次出现了不受西方控制、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银行和基金。

　　同样是在2013、2014年，世界变化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国际金融体系再次出现新生事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演出了一出精彩的“三岔口”。

　　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出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考虑，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并推动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亚投行系国际金融的创新之举，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具体表现。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亚投行作为世界银行的补充，是中国为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做出的积极贡献。

　　亚投行在发起和筹建中有三件事出乎人们的意料：一是作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可靠的投融资渠道，亚投行受到这些国家乃至欧洲和拉美国家的空前、热烈欢迎，创始会员竟达57个，覆盖五大洲；二是中国如此善举遭到美国的竭力反对，美方不仅自己不参加，还威胁英国、韩国等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原因显然是，在美国眼里，亚投行“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触动了美国的神经；三是美国盟友除了日本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紧跟美国外，都“弃美而去”，纷纷参与。G7国家中有5个加入了亚投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战略家都直呼美国犯了“低级错误”。

　　然后是，世界金融舞台一幕未完，下一幕又已悄然开场。我们可以将时间推移到2015年的今天。

　　IMF将于今年秋天对其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组成进行5年一次的审议，估计11月做出决定。今年审议的核心是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IMF已于早些时候宣布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并于近日派员来中国实地考察，进行技术评估。众所周知，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毕竟SDR系国际金融体系的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如能成为其组成货币，那么人民币成为各国央行储备货币的分量就自然会加重。

　　加入SDR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该货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一定比例；二是在国际交易中的自由使用程度。美国现在以人民币不符合第二条标准而反对将其列入SDR篮子，虽然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均已表示支持把人民币纳入SDR.

　　回顾SDR的历史，SDR系IMF于1969年“人为”制造的国际储备货币，用于补充IMF成员的官方货币储备。SDR在诞生之初如同1944~1971年间的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1974年SDR追随美元与黄金脱钩，改由16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予以定价。1980年改为5种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日元)组成货币篮子。1999年欧元出世，货币篮子就剩下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了，其权重分别为41.9%、37.4%、11.3%和9.4%。到今年5月底，IMF成员国共计有2041亿SDR，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SDR分别拥有421亿、107亿、156亿和95亿。

　　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成为中国金融外交今年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行动，包括将进一步放宽个人和企业的海外投资限制。中国在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广东、福建、天津三地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和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方案，四地统一适用的负面清单也正式亮相。随着粤、闽、津三大自贸区挂牌启动，中国自贸区建设步入2.0新时代。四大自贸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大资本项目的开放力度，人民币国际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同时，正在加紧谈判的中美投资协定(BIT)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收官”。据估计BIT也将包含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内容。如一切顺利，上述举措将为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然而，美国在IMF重大决策上有否决权。IMF作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柱之一，成立于1944年，其制度设计就是如此。面对今年IMF即将就SDR做出决策，美国是否会一意孤行，做个“孤独的反对者”？目前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国会执意阻拦IMF的份额调整已有5年，不仅G20成员“怨声载道”，连奥巴马政府也脸上无光。如果此次美国继续用强、反对到底，恐怕其孤立的代价也不会小于反对亚投行。美国需要三思而后行。

　　国际金融领域以上几次较量，充分显示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难度和必要性。

　　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西方数十年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的致命缺陷和弱点。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寻求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中国经济奇迹衬托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优势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希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决心和意图，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已“昭示天下”。“一带一路”更是中国提倡合作共赢的区域一体化设想，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70多年以前设计、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无论在金融还是贸易与投资上，都需要进行调整。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所作的调整与补充，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理应得到支持和响应。不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改革方案。

　　三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调整和补充，是渐进性的，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相反，现在是美国和西方想彻底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要“砌新的炉灶”。《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就是例子。

　　2015年，国际金融领域将继续风起云涌，改革势头已经形成，难以阻挡。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以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深入思考，加强协商，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顺利推进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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